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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、一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，勾勒出北京理工大学校园一道熟悉的风景——虽已是耄耋之年，他仍骑行往返于实验室和住宿区之间，流连在雷达领域教学科研一线。四季轮转，从未间断。

　　22岁，他设计出“新中国第一个电视频道”；30岁，参与设计中国第一台相控阵雷达；43岁，研制出新型雷达“动目标显示装置”；61岁，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；75岁，创立学科性公司，让国家重大需求科技领域的前沿技术得到广泛应用。

　　择一事，爱一生。今年90岁高龄的他，已躬耕教学科研70年。他建立和培养了“三代雷达人”的科研梯队；面向国家重大需求，带领团队攻克一道道前沿课题，为我国雷达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；培养出多名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院士……

　　雷达，素有“千里眼”之称，帮人们探测未知；毛二可，用一生探寻雷达领域的未知。他与雷达的“磁场”，似乎天然同频共振。

　　毛二可生于北京，儿时随父亲工作变动，一家人辗转广州、重庆、北京多地。在重庆私立南开中学，从小就喜欢摆弄无线电的他，加入了中国无线电学会南开分会。

　　抗战时期，许多工厂搬到重庆，为爱好无线电的少年们提供了更多“创作”的机会。他们从电子废件中捣腾零配件，拼装无线电作品。“土电话”“收音机”“校园广播”……滋养着少年毛二可的兴趣与好奇。

　　1949年，华北大学工学院（北理工前身）迎着新中国的曙光，跟随党中央迁至北平，并直接由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领导，筹备建设新中国第一所重工业大学。

　　两年后，听闻这所学校计划开始招生，并设有电机制造专业，即将从中学毕业的毛二可兴奋不已。“这个专业恰好是我的兴趣所在。”毛二可回忆，他毫不犹豫收起行囊，北上报名，参加考试，如愿成为新中国第一届全国统考入学的大学生。

　　校园里，毛二可每天沉浸在对专业知识的无限渴求中，加之不少同学来自老区，毛二可与他们的互动，很快消除了远离家乡的孤独与陌生感。慢慢地，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里愈发强烈起来：“终于参加队伍了，国家培养自己，自己也要为国家做事。”

　　1952年，这所学校调整办学方向，开启建设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的历史新征程，培养新中国第一代“红色国防工程师”。1953年，学校成立国家急需的雷达设计与制造专业，成为我国首批从事雷达专业教学科研的单位之一。毛二可所在的专业同步调整到雷达专业。彼时，他与雷达正式结缘。

　　一次课上，苏联专家库里可夫斯基，用两个示波器演示了电视信号收发的原理，这引起了毛二可的极大兴趣。当时，电视已在欧美国家研制成功，但在我国尚属空白。库里可夫斯基问学生是否愿意加入兴趣小组制作电视原理设备时，毛二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

　　真正动手实践才发现困难重重——没有电视机显像管，他们就利用雷达显示管做了一个扫描电路；没有摄像管，他们就用光电管，用单个亮点逐点扫描……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，他们自己动手，成功做出一个初级的电视发射和显示系统。

　　尝到研发甜头的同学们难掩激动，很快又瞄准如何让图像动起来的难题。费尽周折，毛二可和同学们找到一个旧电影放映机，用手摇方式控制信号输入，信号经放映机放大，传输图像真的动了起来！不久，在原国家邮电部和学校支持下，毛二可和同学们打造的“中国电视第一频道”，永久落户这所学府。

　　“真刀的无线电研究实践，带来的乐趣是无限的。后来真正学雷达，觉得雷达更高级，乐趣又增加不少。”毛二可嘴角上扬，由内而外散发着对雷达研究的热爱。

　　1957年，在主管部门的建议下，这所学校开始筹建雷达研究室。翌年，时任校长魏思文向上级提出申请，希望能批给学校一些新型雷达，用于建设试验场地。

　　“当时学校实验用的都是小型雷达，没有大型号的。上级非常支持，一口气批下了三台从苏联进口的大雷达。我们的雷达实验室成了当时国内高校里最大的。”毛二可回忆说。

　　架设复杂的雷达系统并非易事。当时已留校任教的毛二可，与一同留校的几个雷达班的同学担起这项任务。上下班路上耗时，他干脆就睡在雷达车里。经过反复尝试，一片新的雷达科研天地，终究舒展开来。

　　“这样的实验条件，在当时国内高校当属顶配，清华的高年级学生都到我们这儿实习、做毕设。”几十年过去，聊起当年参建的雷达研究室，毛二可仍旧流露出自豪的神色。

　　那是1977年问世的新型雷达“动目标显示装置”。毛二可说，要想利用雷达监测移动的飞行物，需要区分接收到的监测物体雷达回波的多普勒频率，移动越快频率越高。“接收到回波后，通过滤波器的处理，将物体以移动速度进行区分，排除掉固定物体等干扰物，就能‘看到’目标飞行物了。”

　　“一座岿然不动的大山和一架移动中的飞机，反馈的回波强弱差距有上万倍都不止。”毛二可说，如何在固定物体强杂波的干扰中，提取出更小的运动目标，并检测出它的移动速度，就必须找到能提取运动目标的延迟线年代，毛二可和同事们反复试验，从水银延迟线，到磁致伸缩延迟线，再到熔石英延迟线……十余载坚持，最终攻下这个难题。1977年，新型雷达“动目标显示装置”参加了国家组织的电子对抗测试，不出所料地展示出优越性能，提升了我国空中目标探测能力。

　　“国家的需求，就是我们搞研究的动力。”毛二可带领团队，用新技术解决实际问题，以技术成果响应国家重大需求。

　　20世纪90年代初，国内某实验基地提出研究矢量脱靶量测量系统的需求，要求研制一款雷达，用以准确测量高速运动物体与固定目标交汇时的方向、距离。西方曾用形象的比喻描述脱靶量检测——“从干草堆中找一根针”“在茫茫天空锁定一根‘绣花针’”。

　　于是，毛二可想出不少“土办法”。比如，他们制作出一米多宽的大型弹弓，发射大钢珠作为运动目标，进行雷达跟踪实验。弹珠的大小与老年人的手部健身球相当，速度可达每秒数十米，既能保证实验效果，又降低了实验成本。

　　每当实验进入瓶颈，毛二可总鼓励大家：“实验原理没问题，坚持下去定能成功。”那份对待科研的从容和笃定，给每个人都吃了“定心丸”。

　　历经八年耕耘，团队拨开层层云雾，完成雷达定型。这个项目还不断“演进”，如今已发展为国家重点领域的系列设备。

　　发展，总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。毛二可的每一步突破，都饱尝艰辛。他曾不顾电磁波辐射危害，累计上机1000多小时；曾在实验中，不小心被上千伏高压电打得满手鲜血、手臂撕裂。

　　成绩与荣誉，接连向他走来——1978年，他领衔的“新型十公分稳定振荡器”获全国科学大会表彰；1987年，他研发的显示系统获国家发明二等奖，为时年该领域国家级最高奖；1995年，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；2022年，他领衔的新体制雷达与实时处理教师团队，获评第二批“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”……

　　“在一个越来越追求效率的时代，时间浪费不起。如果选择了一项事业，就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。”毛二可用纯粹的态度，坚守科研一线，潜心学术事业。在他看来，这正是自己能在雷达领域“取得一点成绩”的关键要领。

　　留校工资不过600元，而在北理工隔壁的中关村大街上的公司，开出的薪酬却高达5000至15000元。

　　“关键要留住年轻人。”毛二可想尽办法，给年轻教师每人每月涨了200元。800元的薪酬，比他自己的收入还高。

　　所幸的是，龙腾、吴嗣亮、高梅国等青年教师骨干选择留下，他们又帮自己的师弟师妹们理清思路，留住了曾涛等人；团队还招收了多名博士后，才度过那段艰难期。这些学生，也逐步成长为教育领域的佼佼者。龙腾现任北理工校长，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；吴嗣亮、高梅国、曾涛已是北理工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学术带头人。

　　“毛老师的引领，在我成长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他的言传身教，让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。”龙腾始终铭记恩师毛二可的教诲，“学术方向、科研规律、对社会的认知、扎实的学风和正确的道路，这‘五件宝’让我终身受用。”

　　以龙腾为代表的第二代北理工雷达人，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踏上科研之路，续写了这所学校的雷达故事。

　　然而，虽度过了艰难期，但人力资源、成果转化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。尤其于工科专业而言，科学家、工程师、技术人员理想配比为1：10：100，也就是说，科学家有1个科研想法，需要10名工程师出样机，线年，坐落于北京中关村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，吹来了东风——出台关于推进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下放等内容的“1+6”政策，鼓励教师创业。北理工雷达所顺势而为，成立了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，这也是中关村首家实行教师股权激励机制的公司。

　　“毛老师务实、拼搏、肯干，很有人格魅力；龙老师领导力强，有、有热情。如果说第一代人是创业，第二代人是追赶和并跑，第三代人则是要努力实现领跑。”作为第三代雷达人，北理工雷达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胡程这样解读“三代雷达人”的师承。

　　发展至今，这里的师生们为获取实测数据，依旧坚持奔赴艰苦地区的试验场，连夜处理观测结果。冬季的北方、夏季的南国，颠簸的机舱里、风浪中的海船上，都镌刻下他们的青春烙印。

　　时代飞速向前，怎样才能真正把这份雷达精神传承下去？“最好的方式是言传身教。学生看到教师在努力，也会被感染。”胡程说。

　　这一点，毛二可仍身体力行做着诠释：90岁高龄，依旧坚守科研教学一线。多年来，他培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戎、尹浩，中国工程院院士樊邦奎、王沙飞、姚富强等一批批国之栋梁……

　　2020年，北理工将该校人才培养最高荣誉“懋恂终身成就奖”授予毛二可，以表彰其在“立德树人、教书育人”中作出的突出贡献。

　　在龙腾看来，北理工雷达团队今天取得的成绩，离不开毛二可先生开创的团队文化——不逐名利、不慕虚荣，国家需求在前，个人得失在后。